西安铜人(西安市南岸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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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哪些未破悬案

1946年8月,毛泽东的侄子、毛泽覃之子毛楚雄和新四军干部旅旅长张文津、 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等三位同志,在应国民党胡宗南之邀前往西安谈判的过程中神秘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近半个世纪以来,虽然人们都认为这三位同志已经牺牲,但三人是如何被害的,被谁杀害的,一直是一桩历史悬案。直到1984年12月,在中央和湖北省委、 商洛地委和宁陕县委的共同努力下,才查清了3位烈士遇害的详细经过,这桩历时四十余年的历史悬案,这才被人们熟知。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以193个旅、158万兵力,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内战全面爆发。

为保存有生力量,争取主动,中央命令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实行战略转移,向西突围。中原军区的我军一部越过平汉铁路进入陕南,在秦岭以东、伏牛山以西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成立了鄂豫陕军区。另一部越过平汉铁路后,进入长江以北、汉水以南地区,以湖北西部为中心,创立了鄂西北军区。中原突围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歼计划,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有力地配合了我军在其他战场的作战。

进入陕南的中原军区部队,是李先念和王震领导的原三五九旅。他们摆脱了3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突围至商洛地区。国民党见动用三十万大军竟然未能达到围歼解放军,于是再次施展阴谋伎俩,由胡宗南出面,提出与我军“谈判”解决争端。

为了更好的向全民人民揭露国民党挑起内战的阴谋,在请示中央后,李先念派出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位同志为代表,前往西安与国民党进行所谓的“和平谈判”。

8月7日,张文津等3位同志从陕南出发前往西安。当他们走到陕县东江口镇时, 遇到了驻守在这里的胡宗南部61师181团的哨兵。这些哨兵见到三名解放军,马上围了上来,气势汹汹的要将三人绑起来。张文津向带队的一名国民党军连长出示了介绍信和胡宗南的邀请函,这名国军连长还算有点文化,知道来人非同小可,于是立即向团长报告。

当时,围观的群众听说是解放军的谈判代表到了,都兴奋得鼓起掌来。老百姓早就厌倦了打仗,都天真的认为既然胡长官邀请共产党谈判,这仗一定是不会再打下去了。

但是,181团的团长以未接到上峰指令为由,不由分说,便将解放军的三名代表扣押在当地最大的魁星楼,并进行无理审讯。张文津等3位同志据理力争,然而却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这名团长就是不肯放人。

数日后,三名和谈代表在陕县东江口镇被国民党反动派扣押的消息传到我党,中央立即电令当时尚在南京和北平参加“军调”的周恩来、叶剑英出强烈抗议,《解放日报》也在8月22日的头版头条报道了此事,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放人。

但是,那位亲口邀请我军去西安谈判的胡宗南却在全国人民面前矢口否扣押了解放军和谈代表,甚至否认其手下61师181团见过解放军的和谈代表。这三名代表从此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无消息。

由于失踪的和谈代表中,有毛泽东的亲侄子毛楚雄,各大媒体也对此非常感兴趣,纷纷派出记者来到陕县调查,但同样没有三人的任何消息。

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人去哪了?他们是生是死?从此成为一桩悬案。

鄂豫陕军区和鄂西北军区的领导,一直没有放弃查找三名同志。但是无论怎么查找,总是找不到。即使是我军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全歼了胡宗南的第90军第61师,也由于该师师长杨德修漏网,而没有得到三名代表下落的线索。虽然同志们大多认为三人可能早已牺牲,但三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们到底是在什么时候牺牲的,怎样牺牲的,这个谜团一直困扰着人们。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仍然没有放弃查找张文津等3位同志的努力,进行了多方调查,但一直没有进展。

三十多年过去了,已经步入暮年的吴祖贻的遗孀蒲芸湘,于1979年初向中央组织部写了一份报告,要求中央认定吴祖贻已经牺牲,请求确定吴祖贻的烈士身份。此前由于一直没有吴祖贻等三名同志的下落,三人的烈士身份一直无法确定,也给他们的家属带来了许多痛苦。

收到蒲芸湘的报告后,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以及当初派这三位同志去谈判的李先念对此非常重视,批示湖北省委派专人进行调查,一定要查清楚三人的下落,解开这桩历史悬案。

按说起来,三名代表是在陕县被扣的,扣他们的是胡宗南手下的国民党61师181团。这个团的团长应该是最清楚三人的下落的。但是,这位岑姓团长和当时查哨的那位连长都早在解放战争中被我军击毙,该从哪里下手查找呢?

湖北省委派出的专案组并没有气馁,他们对当时敌61师驻防的镇安、柞水、宁陕3县进行了细致的调查,走访了三县160多个村庄,召开了百人以上的座谈会近百场,发动群众提供任何可疑线索。

不久,专案组就得到一条线索:1976年,宁陕县东江口镇搬运社在旬河岸边建房挖地基时,曾挖到过一堆人骨。人骨发现的地方,解放前是一处荒滩,附近有一座土地庙,一直是当地的“乱葬岗”。

这堆人骨是不是吴祖贻等三位同志的呢?当时并没有DNA检测技术,人骨也已破碎不堪,根本无法确定身份。

不管怎么说,这堆人骨是专案组目前得到的最有价值的线索了。为了确定人骨的来龙去脉,专案组以人骨发现地为中心,将周边二十里地内的老居民,特别是在解放前当过国民党保长、乡丁的老人一个个的找来进行询问,终于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被询问的人中,有一个名叫邓某的,解放前是当地的一名保长。所他回忆,他在1946年的时候,曾听当地的保安队长唐某说过:共产党的和谈代表被国军派乡长石星活埋在城隍庙后了。

与此同时,另一名老人也回忆起一个重要情况:他当时也听说共产党代表来了,还对他的亲戚、区长姜捷三说:“这下好了,不用再打仗了。”但是姜捷三没好气的回他:“谈个屁!那几个共党已..... ”随即用手在脖子上一抹,做出一个杀人的手式。这名老人当时不信,姜捷三还对他说,就埋在土地庙了,不信拉倒。

通过对群众的走访,专案组基本可以确定,三名同志是遇害了,他们牺牲后,就埋在东江口镇土地庙附近的荒滩上。

但是,杀害他们的凶手是谁?就算是那位被我军击毙的敌军岑姓团长下的令,具体执行的又会是谁?这个凶手有没有受到惩罚?

专案组回到武汉后,向湖北省委进行了专题汇报。湖北省委向中央反映后,中央决定在胡宗南部当时活动的西部几个省进行协查,一定要找到这个凶手。

接到中央的命令后,四川省公安厅派负责敌伪档案工作的刘玉英同志进行全面协查。刘玉英决定从国民党留下的档案入手寻找线索,她仔细研究了档案馆里的几大本胡宗南部将校军官名单,但一时之间仍没有什么发现。

刘玉英认为自己的查找方向并没有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她突然想到,解放初,许多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军官都在镇反运动中被镇压,会不会杀害三名同志的凶手,也在解放初期被我党镇压了?如果是这样,那么,去当时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西南军区公安部,会不会有收获呢?

经过一番周折,刘玉英得知西南军区公安部所有的镇反材料,都已移交给了成都军区军事法院。 她来到成都军区军事法院,把1951年镇反期间所有的刑事判决材料全都查了个遍。10月22日,刘玉英终于在一份档案材料找到了她想要的东西,她兴奋得大声叫道:“找到了! 找到了! ”

这是一份西南军区军法处 〔法字第0202号〕的判决书。上面清楚的写着:反革命罪犯韩清雅,男,现年40岁,河北琛县人。 该犯1946年在伪六十一师一八一团少校团指导员任内, 在陕西省宁陕县接到胡宗南的秘令后,秘密杀害李先念将军派往西安参加军调小组的和谈代表张文津旅长等3人。

这份判决书的后面,还附有韩清雅1951年的供词:1946年8月,六十一师一八一团将三名解放军代表扣押在魁星楼,两天后团长岑运应接到胡宗南“就地枪杀”的电令,由当时担任连长李清润负责执行。这份档案材料,让三名烈士遇害的经过终于大白天下。

专案组终于找到了张文津、吴祖贻、 毛楚雄三烈士的遗骨,查清了他们牺牲的经过。陕西和湖北省委将调查情况写成报告,向胡耀邦、李先念等领导作了汇报。

1985年8月,在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红旗》杂志全文刊登了原中原军区司令员、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纪念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烈士的文章《向革命烈士学习, 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王震也亲笔书写了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烈士永垂不朽” 的题词。两年后,陕西省民政厅拨专款在烈士殉难处兴建了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烈士陵园,三名烈士牺牲的真相终于大白天下。

杜牧和阿房宫的五个真实故事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杜牧的《阿房宫赋》是高中课本上的名篇,当时在学习这篇文言文的时候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这篇是要背的……

1

正是受了《阿房宫赋》的影响,有多少人到现在还以为阿房宫是项羽放火烧的?

1961年,阿房宫遗址被列为第一批文保重点保护单位。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共同组建了一支阿房宫考古工作队,考古队队长是李毓芳。

李毓芳老师是著名的古代都城考古专家,在她的带领下,对阿房宫遗址进行了科学的发掘工作。

发掘结果让人傻了眼。

几年下来,考古队在前殿遗址及发掘了3000平方米,勘探面积达35万平方米,竟未发现一处被大火焚烧过的痕迹。

要知道,考古队几乎每隔一平方米就用洛阳铲打下5个孔,在这样的高密度的勘探下仍未发现有焚烧的痕迹,没有红烧土。

考古学家采集了部分土样带到实验室里化验,化验结果也是一样的,土壤中没有焚烧过的痕迹。

这太颠覆认知了。在此之前,项羽火烧阿房宫这几乎是通识,况且,《史记·项羽本纪》中也有“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

难道是太史公写错了?

其实,是我们理解错了,“秦宫室”可不是只有阿房宫一座,还有秦咸阳宫,项羽放火烧的“秦宫室”正是秦咸阳宫。

考古工作者在秦都咸阳1号、2号、3号宫殿遗址建筑中发现了被大火焚烧的痕迹。

最终,李毓芳得出一个结论:项羽放火烧的是秦咸阳宫,而不是阿房宫。

2

通过对阿房宫遗址的勘探,考古队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原来阿房宫其实是个“烂尾”工程,根本就没建完。其工程进度还停留在建造前殿阶段。

李毓芳在一次采访中说“阿房宫没有宫,前殿遗址只有3堵墙(东、西、北),南墙都没来得及建。很显然,当时建得太仓促,而且尚未完成。”

清人绘·阿房宫图

前殿是阿房宫的核心建筑,目前仅剩的是一个大大的夯土台子。这个台子东西长为1119米,南北宽为400米,高7-9米。这个发现也是符合《史记》中的“先做前殿阿房”。

在战国、秦朝建造宫城的顺序是由内向外的,所以是先建主殿,主殿先建完再建宫城。

其实,历史文献中早就有阿房宫未建成的暗示,《史记》《汉书》中有“先作前殿阿房,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复起阿房,未成而亡。”

并且,由此可知“阿房宫”只是一个临时的名字,起的相当随意。本是打算等全部宫城建完之后在改个合适的名字,由于没建成,这个名字也就被后世沿用了下来。

“阿”是近的意思,意指离咸阳不远。

秦始皇曾一次就把各地的12万领主和富商大贾迁徙至咸阳,咸阳人口激增,咸阳宫就有点不够住了,于是秦始皇便下令在不远处的阿房宫一直建造宫城。

3

有人质疑李队长的结论,认为仅凭一个大土台子是很难断定它就是阿房宫。

考古上的事没铁证就什么也定不了。但从《史记》上来看,有关秦始皇晚期、秦二世、秦王子婴、刘邦、项羽等人的活动轨迹中并没有提到阿房宫,从阿房宫的修建时间上来看,也是不可能完成修建的。

就拿我们现在所见的这个土台子来说,据推断,土台的黄土均需要过一遍筛子,过完了筛子后还得倒在锅里将土炒熟,目的是将其中的草籽、蚂蚁、虫卵等杀死,其过程也是极其耗时耗力的。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开始在当时的上林苑修建阿房宫,结果,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就死于东巡途中。

到了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4月,秦二世不顾李斯等众多大臣的反对,执意重新修建阿房宫。

而此时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两年后秦朝就灭亡了。也就是说阿房宫前前后后加起来修建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5年,这么短的时间内,以当时的人力来说是不可能建成了。

所以,《阿房宫赋》所形容的壮丽完全是虚构的。

杜牧或许也是知道其中真相的,杜牧的《阿房宫赋》写于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唐敬宗年少即位,耽于玩乐,大兴宫室。杜牧写《阿房宫赋》完全是为了以秦国灭亡的例子来警醒唐敬宗。

4

或许,曾经的阿房宫设计蓝图是瑰丽无比的,但秦朝灭亡得太快了,很多构想都没来得及实现。“磁石门”也是其中之一。

传说秦始皇曾在阿房宫的北门筑造一座磁石门。这座磁石门“著铁甲入者,磁石吸之不得过。羌胡以为神。”

磁石门可以说现代安检的雏形了。但凡身上携带了铁质武器,就会被磁石门察觉而“过不了安检”。

从科学的角度而言,磁石门在当时也是不可实现的。

磁石的熔点很高,以当时的冶炼水平来说是不可能成功炼制磁铁的。因此,若真要建造一扇可以吸铁的磁石门,那就只能以天然的磁石堆砌而成。

问题又来了,自然界的磁石原料基本上都是小块的,这样的小块是很难堆砌成门的尺寸的。况且每块磁石的磁场相互叠加,磁性相抵,最终产生的磁场的强度是很弱的。

所以,与其说建造一扇磁石门,不如让守卫拿着磁石对来往的人进行安检,就类似现代的机场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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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传说中的磁石门是不可能存在了。那“金人十二”呢?是否也是不存在的?有关“十二金人”的文献记载很丰富。

据记载,十二个金人是在公元前221年铸成的。秦始皇收缴了天下的兵器,模仿当时的巨人模样铸造而成,每个金人高三丈(五丈),重千石。这十二个金人最终被立在了阿房宫的殿前。

秦时1尺等于现在的23.1厘米,1丈为2.31米,以3丈来算,一个金人可达到将近7米的高度。

秦时1石为120斤,1斤约为256克,千石即约合现在的3万千克。

当时是怎么铸造出这般高度、重量的金人呢?

我们都知道目前最重的青铜器是商朝的“后母戊鼎”。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量为832.84千克,后母戊鼎使用的是传统的块范法,十二金人会不会也是使用的这种方法呢?

但是,以当时的生产力能铸造出如此体量的铜人来吗?我觉得不能。不过,秦始皇时期应该是铸造过十二个金人的,并且最终,其中的十个金人是被董卓销毁的,被他铸了钱,而剩下的两尊金人的去向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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